非洲猪瘟疫情持续蔓延,让食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用区块链技术,可以把生猪由养殖到餐桌的全流程管理记录在区块链上。”某区块链食品溯源项目负责人张良朋告诉一本区块链记者。
但有了区块链技术就能防范非洲猪瘟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防范非洲猪瘟,还要交给生猪养殖业完成。而区块链技术,只能实现疫情发现后的追溯与事前的威慑。”张良朋说。
事后追溯不难理解,但事前威慑,则鲜有人知。
“在区块链架构下,节点每次写入数据,都会附带一段不可篡改的数字签名。”张良朋介绍,“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录入信息的节点,在写入数据时都会心存敬畏。”
如今,猪肉供给早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它始于生猪养殖场,之后是生猪批发商。经过肉联厂屠宰、加工后,生猪成为猪肉制品,并经过猪肉批发商、零售商,最终进入消费者手中。
而张良朋公司开发的食品溯源链,则需要借助区块链技术,打通上述多个环节,将信息上链。
生猪信息上链的第一步,是耳标信息上链。
在养殖场,每只生猪在仔猪阶段,便会被嵌入一个耳标,作为追溯生猪来源的重要线索。
“耳标记录了猪的身份识别信息,相当于猪的身份证,便于检疫部门跟进从饲养、屠宰到销售的全部环节。”张良朋表示。
现在,新型的电子耳标已经内置了RFID芯片,可以将管理对象编号,进行数字化生产管理,以实现上市肉品信息全流程追溯。
“耳标信息上链,实现了生猪的链下信息与链上信息的锚定。”张良朋说。
在耳标信息上链之外,食品溯源链也实现了猪肉检疫信息与交易信息的上链。
“在养殖场和肉联厂,只有获得了检疫合格证的猪,才能进入下一个流通环节,这时,检疫合格证信息也会随耳标信息一起上链。”张良朋告诉一本区块链记者。
这意味着,一旦某一批次的猪肉出现安全问题,相关机构可以在第一时间锁定猪肉源头与相关操作人员。
“以学校配餐为例,溯源链的最终目标是,学生家长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点击每日菜单,查看所用猪肉从养猪场、肉联厂到猪肉批发商、配餐企业的全流转过程。”张良朋表示。
与许多前沿技术一样,区块链技术落地于猪肉供应链,仍存在着众多难点。
其中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有效地组织起猪肉供应链上的各个参与方。
猪肉供应链条上的养殖场、肉联厂、批发商,利益并不一致。在检验检疫部门面前,它们又都存在隐瞒的可能。“将它们组织起来,非常困难。”张良朋说。
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介入,猪肉产业链很难被有效整合。而在政府实现产业链整合之后,梳理整个产业链的业务状况,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在猪肉产业链中,从业者的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比如产业链上游的猪耳标与检疫合格证,已经完全信息化了。但下游的猪肉批发商,信息化水平仍然较低。”张良朋说。
除此之外,产业链各主体间的链上信息边界问题,也需要解决——即如何在保证各公司商业机密的同时,确保食品安全。
食品溯源链的开发过程,便面临这一难题。许多企业上传到链上的交易信息已属于商业机密范畴,开发者既需要保护这些机密数据,又要给监管机构预留监管窗口。
“我们做的溯源链的设计是,每个参与主体只能看到属于自己的链上信息。”张良朋解释道。
在产品设计上的难点之外,单纯借助区块链技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存在着一定局限性。
“区块链本身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神奇,它就是一个技术,一个能够建立诚信的技术。” “影子科技”CEO何京翔博士告诉一本区块链记者。这是一家服务于农牧垂直领域的科技公司。
在何京翔看来,区块链可以实现链上数据的难以篡改,却不能确保链上数据的真实性。
“上链数据如果本身即是虚假的,或者已被污染,在经过‘数据上链’的信用认证后,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害。”何京翔说。
他以“菠菜补铁”作为类比。“事实上,菠菜的含铁量并不高,但大家都相信菠菜能补铁。其实,这是因为早期有人在测量菠菜的含铁量时,错误地把数据放大了10倍。这一数据被广泛信任后,更强化了人们对于‘菠菜补铁’的认知。”何京翔说。
在他看来,区块链并不能解决“源头造假”。而源头造假,可能是区块链溯源领域最大的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