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检察院在办理该案中采用第三种观点。
创作行为认定：人机协同模式下的输入训练行为定性与贡献界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条的规定，创作是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自然人基于自由意志直接决定作品表达，单纯辅助性、物质性的工作不构成创作。因此使用人工智能行为性质的判断，核心在于区分使用者提示词输入、参数调试、内容筛选行为的法律性质，厘清人机对产生成果贡献的程度。
首先，输入提示词的性质认定需根据思想与表达二分法规则判断。虽然思想和表达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但性质差异很大。简短关键词、任务下达式的提示词仅起到限定方向、主题风格的作用，属于思想范畴。而案涉场景中，使用者在AI模型中输入具备独立叙事表达的完整文字剧本，剧本本身已具备独立成型的表达。通过输入剧本后加入引导语将文字作品的表达形式转变为视听作品，选择、加入音乐等元素予以编排，此时，新增可感知的表达要素并非来源于机器“黑箱操作”自主生成，因此，该类具备表达性质的输入训练行为即具备了创作性质。
其次，参数调整与内容筛选是否符合“人类中心”要求、创作是否贡献智力价值，取决于其是否实质性决定最终表达形态。这也与人机协作的具体模式密切相关。人机协作可分为两类模式：一是使用者仅提出创作需求，由AI模型自主填充表达细节，人类无实际控制力；二是使用者完整表达设计细节，AI仅承担机械渲染等功能，处于传统创作模式下的摄像机或画笔的工具地位。前者模式下使用者的筛选调试仅为辅助行为，不构成创作。后者模式下，例如案涉“XX画”模型，最终画面呈现、镜头语言、叙事逻辑等核心内容均依赖使用者人工设定，使用者对内容要素有直接取舍和排布的权利，能够直接决定最终表达形态，体现了对过程的“强引导”特征，且相同的输入与选择即使多次操作，最终产出内容也不会有明显的差异，应当认为人的智力投入对创作起到了决定作用。
作品性质认定：作品要件符合与独创性认定。作品的构成要件包括领域限定、可感知、复制性、独创性等。AIGC普遍符合前二者，争议焦点在于独创性判断。
关于作品的独创性，“独”意思为独立创作，来源于作者自己，侧重作品由作者独立完成创作，排除了抄袭的情形；“创”则侧重对智力创造要求最低限度的可被感知的差异化，体现作者的选择、判断与个性。具体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从无到有自己创造；另一种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保留原有表达，附加演绎、汇编等。独创性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作品的统一标准，不同种类作品对独创性的要求不尽相同，需要结合个案审查判断。
结合到具体实践中，判断AIGC“独”的前提，是查明AI模型的原理、性质，判断该AI生成内容是人类创作者通过选择、判断等智力贡献刻意决定的成果，还是AI自主迭代与决策为主计算所得。著作权法要求作品为人类智力成果，但并不要求所有细节均由人类手动完成。如该案中的AI生成结果，是人通过工具的延伸输入，选择行为对于成果具有“强控制性”，AI模型作为工具，执行较为固定的运算指令，调取指定素材，其产出的短剧视频内容取决于使用者的输入，全部表达逻辑、叙事架构和艺术选择均来自使用者。换言之，使用者的提示词输入、参数调试和选择，能够直接决定最终成果，确保输出结果唯一或者至少在明确可控范围内，符合独创性的特征。
需要论证的是，这里的“强控制性”在成果端体现为输出结果的唯一性，技术层面的唯一性体现的是输入输出的固定对应关系；而在法律层面上，独创性虽然要求一定的创作空间，但技术层面的唯一性也不必然限缩法律层面独创性认定的空间，唯一性限制的是相同输入内容下输出结果的高度一致性，并不限制使用者在输入端的智力投入和艺术选择，不同的输入依旧能产生不同的输出，这反而能证明AI的工具属性，进一步彰显人的行为作用。
“创”的要求，应当采用“有无”标准还是“程度”标准，理论界存在争议，实践中主要倾向于对程度高低的判断。AIGC多为汇编、演绎作品，一般生成过程需要通过算法检索、引用已有素材甚至是作品。区别单纯复制还是演绎、汇编的“创”，需要审查新作品的差异性。“创”的要求，是低限度的可被感知的创造。若AI生成内容对比援引作品，能够体现新成果与原成果之间的差异，能被感知具有新的“创”，则符合独创性的要求。
作品权属认定：人机共创成果的权益分配。AI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不能成为享有著作权的主体，权利的归属一般围绕AI开发者与使用者展开。基于AI模型的多样性，AIGC著作权归属应视具体情况分析。首先，在AI开发者参与了创作的情形下，著作权归属应当遵循约定优先的原则，尊重AI用户与开发者的意思自治，依约定确定权属。在一方行使著作权的同时，另一方可以获得使用或者分享收益的权利。其次，在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以实质智力贡献作为权属确定的核心依据。使用者独立完成编排、选择、修正等核心独创性表达的，著作权归使用者；开发者参与训练素材的提供或创作，可依合作作品相关规定，著作权由双方共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