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ChatGPT时代，大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第三个要讨论的问题是笔者所在的领域，即高等教育。提出这个问题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以往解释大学存在的理由今天已经被大大弱化，大学需要新的理由来论证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自近代以来，大学存在的理由足够充分，人们总是说，“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教育强国，教育始终是强国兴起的关键因素。但现实情况，教育和强国相去甚远。

经验地看，今天，无论对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人们的抱怨越来越大。一方面，教育竞争激烈，内卷加剧，家庭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几乎是无上限的。如有可能，大家都会投资于教育。教育被视为是个人、家庭和社会通向未来最为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话）通道；对教育过度强调，以至于无论是学生本人还是家长，对教育的焦虑感几乎在无限度地加重。另一方面，无论学生本人、家庭和民众对教育的满意度都不高，甚至怀疑教育的价值在哪里？对教育的投入已经成为一个无底洞，但教育的回报则越来越不成比例。教育与人才需求严重脱节，在很多领域，即便是很聪明的学生，一旦经历整个教育系统，大多都成为无用之人。在当代学生中，那么高比例的抑郁症者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更不用说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严重脱节：一方面社会经济所需要的人才大量缺失，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状况令人担忧。教育本来就是要培养社会经济所需人才的，但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这是一个很荒唐的现象。

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方式主要有三种：自发而成、迁徙而成和创建而成。其中，法国巴黎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就属于自发形成的，由教师和学生效仿行会组成学人共同体（图源：澎湃新闻）

近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在西方。大学自从产生开始一直是高大上的。早期的大学起源于教会，以解读上帝的“意志”（《圣经》等经典）为职业。在很长时间里，大学的职业都是“形而上”的，和“形而下”的社会没有多少关联。用今天的话来说，大学专注于“精神生活”。“形而下”的大学是近代开始的，并且是和国家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早期大学的服务对象是“上帝”，而近代以来大学的服务对象便是“国家”。对大学来说，“国家”便是世俗的“上帝”。

概括地说，近代以来，西方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三个时代，即激进化（革命、国家建设等）时代、工业化时代和全球化时代。非西方国家有些差异，但总体上来说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说，近代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大学系统是西方体系的延续。一些文明，例如中国和印度，尽管有传统的教育系统，但并没有有效传承下来。

第一，在激进现代化时代，为了回应当时西方传统断裂和人心失序等重大问题，作为“自由理性教育”的载体的大学应运而生。以德国柏林大学为典型。1806年，号称“欧洲第一强军”的普鲁士陆军在耶拿战役中被法国击败，普鲁士被迫签订《提尔西特和约》，将被视为“德意志民族骄傲”的哈勒大学连同所在城市割让给了法国，这导致整个德意志民族陷入极度的失落和沮丧，德意志各公国加速进入了激进现代化时代。1810年创建的现代化意义的柏林大学，对内是寄希望于创办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模式来重振战后德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对外则是以现代化教育来赢得世界的尊重。但是，这所大学之所以能够备受认可和推崇，不仅是通过现代化的大学教育，为后发国家培育了支撑其现代化发展的思想和科技人才，更为重要的，还是其提出的自由理性的教育理念，回应了激进现代化导致的种种激烈变故。也就是说，柏林大学被视为“现代大学之母”，它针对激进现代化时代造成的传统断裂和人心失序，提供了精神上的稳定器。柏林大学提出：“大学教育不以眼前的暂时利益为目标，而应把追求真理当作最终目的”。

自1810年建校之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约有10000名美国青年和学者到德国学习，并将现代化教育模式带到美国，建立了直到今天都享有盛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中国在晚清和民国政府时期也曾多次专门派遣考察团队，奔赴德国学习其现代化的大学体制和育才机制。柏林大学所创造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研究与教学合一的大学功能等成为了影响至今的现代大学理念。柏林大学的发展确如其创立者、著名教育改革家和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所言：“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 

就读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不用交学费，学校每月发给生活费4两白银（赡银）。课程修满后要上船实习，以期理论联系实际。这所学校曾为李鸿章经营的北洋水师充实了技术人才（图源：网络）

第二，进入工业化时代，西方将自身精英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教育理念输入到非西方世界，改变了这些地区传统的社会意识和运作法则，培育出本地化的精英人才，为这些社会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现代化路径创造了条件。在这一点上，英国对印度和新加坡的殖民治理是典型案例。在传统的印度，种姓制度占据社会文明的主导地位。而英国在印度推行教育改革，建立英式大学，推行文官制度，强制规定殖民地官员的选拔必须接受英式教育、通过英语考试。这就导致印度的知识分子被迫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印度人的思维在这一刻被改变了。知识精英开始思考种姓制度的文明是否已经过时，普通民众也模糊地开始反思为何我生而为“贱民”。英式高等教育这一公共品，撕开传统文明的口子，并逐步将西方的工业模式和政治模式移植过来，在印度社会形成了杂糅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独特的现代思想。

新加坡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曾提到“新加坡的殖民统治者是英国人，算是幸运的”。之所以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英国在新加坡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并筹建新加坡国立大学等英式学院，通过英文教育培养一批职业政治家和技术官僚。有意思的是，也正是殖民统治下培育出来的这些精英，在摆脱宗主国统治、实现民族国家独立的运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精通英语的职业政治家为国家的民族独立和民主转型而奔走，同样精通英语的技术官僚则推动独立后民族国家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建设。可以说，非西方世界的许多国家，之所以能较早确立现代国家制度，并且赢得西方世界的某种程度的尊重，英式教育这一公共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在全球化时代，以公民教育为核心指向的美国卓越的大学理念，适应了全球多元文化共存的基本时代追求。美国成为全球化向纵深发展时代的全球高等教育中心，这在历史上算是一场“令人意外的胜利”。因为就在南北战争前后，美国仅仅只有900所小镇大学，而且直到1875年，美国仍然没有顶尖大学的产生。可是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情况发生大的变化。美国研究型大学不但迅速崛起，甚至获得了全球主导性地位，成为世界教育竞相模仿的样板。这里除了欧洲精英知识分子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流亡到美国这个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真正在较短时期内构建了极为开放、多元、包容的文教体系，将“培育卓越人才的公民教育”理念推广到了全世界。

首先，美国大学建立了对全球青年群体开放的知识系统。美国大学极为开放地面向全球招募生源，其留学系统、访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各类优秀人才、优秀青年，并且在知识创造方面给予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足够的尊重和空间。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学习类签证的申请相对便捷，以及允许入境时间长等制度设计，让美国大学始终能保持最开放的姿态来迎接全球青年。在此基础上，美国大学还创建出MOOC系统（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系统），面向全球开放式传播其知识产品。

其次，美国大学建立了高度开放而多元的教师管理系统。这里就有“旋转门”机制让教师们能在高校内外自由流动，著名教授从政和政治家进高校任教、教授经商创业和企业家专程授课、各色社会知名人士被请进大学等等形式，在各个大学里都经常发生。美国大学还创造出极为开放的机制，为教师们提供“学术休假”，鼓励教师去从事其感兴趣的各类公共事务，以保障教师系统始终是高度开放的。

美国大学教育课堂（图源：网络）

最后，美国大学建立了高度多元的学术评价机制。美国大学也有高度数量化的考评体系，通过论文发表数量和论文发表等级来评判学术成就，这种评价机制同样遭到学术界的反复诟病。但是，由于有相对宽松的“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和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美国大学里同时盛行着比较多元的学术评价实践，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同行的认可，才是学者能安身立命的根本。我们国内学术界较为熟悉的，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和约翰·纳什，都是凭借其在很年轻时候发表的少量论文就分别获得了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职位。按他们的论文发表数量和等级，在眼下的中国高校，恐怕连找个正式的工作都难。

美国的这一套文教体系非常成功，伴随着美国经济军事政治实力的高涨，“美国的高等教育理念”也成为“全球化教育理念”的代名词。美国通过多个渠道在世界各地构建出了庞大的学术市场，将开放、自由、多元化的学术思想产品推销到全世界，正好实现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当年曾在《国际教育政策备忘录》提到的：“国际教育战略既能让我们的公民为全球发展做好准备，又能继续吸引和教育来自国外的未来领袖，从而维护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

今天，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高等教育一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在开始痛苦的转型。

诚如中国的孔子所强调的“有教无类”，教育是一个社会趋向平等的最有效手段。但在现在的西方，教育则成为社会分化的有效工具。西方高等教育对卓越的过度追求，导致如今广受批评的“傲慢的优绩主义”。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下，现在主要是以市场价值的视角来评价教育的作用，将教育资源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向最卓越的人群倾斜，优质的教育资源只是在增加优秀人群的“卓越性”，不再成为帮助普通人改变命运的“魔法石”。相对这批卓越群体的存在，必然会产生教育竞争失败的人群，他们确实已经普遍感觉到自己被社会所忽略，但是，被选拔出来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精英们又很难对这些“失败者”共情。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资本与意识形态》，通过对美国和法国近年大选数据的分析，发现原本代表“低教育、低收入”群体利益的左翼政党支持者，如今已经越来越变成了“高教育、低收入”阶层，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高教育投入如何得到回报，并不真正在意下层人群的处境。皮凯蒂把现在的左翼政党支持者称为“婆罗门左派”，暗讽知识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的阶层壁垒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难以跨越。从这一点来看，西方近年出现抛弃其传统左右翼政党的民粹主义和反智主义政治思潮，的确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文化根源。

再者，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知识体系受限于传统工业化的劳动分工想象，学科分离的学术组织模式限制了对创新能力的培育。教育跟不上科技创新的发展，这已是许多顶尖研究者在近年反复提醒注意的事项。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就出过一本著作，《教育和技术的赛跑》，通过分析长时段的数据后指出，美国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三时间里，接受教育的工人供给不断增长，同时期的技术进步也在扩大着对于高技能工人的需求，因为教育跑在技术进步的前面，使得能获取高收入水平的工人数量不断增加；但是，到了20世纪后20几年，教育落后于技术发展了，进入高收入阶层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少，技术进步成为了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戈尔丁的这个发现，提出了如何变革教育、如何适应新的科技发展状况的重大问题。

我们清楚，在科学创新领域汇集不同专业知识以探索未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科学界的发展趋势。众多诺奖获得者的成功经验向我们展示，重大问题的原始创新就是需要超越单一学科领域，进行多学科的跨越式探索。在诺奖设立的百余年间，超过40%获奖项目属于多学科成果，尤其是21世纪以来，获奖成果中，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占半数以上。学科间的跨界、交叉、融合已经成为高水平科研、技术突破的重要特征。但是，现在的高等教育理念依然局限于工业化以后形成的学科专业分离状态，跨学科的研发协作受制于制度约束。学生获得的单一知识类型，也很难适应智能时代的知识融合要求，更不要说产生创新性的思维和能力。一句话，高等教育已到了要打破单一学科的知识壁垒，通过设置更多元的协同学习方式、更多样的组织模式来适应创新活动的阶段了。

在社会科学领域，“政治正确”早已经成为正常的学术争论和形成社会共识的阻碍。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1960年代是一个思想者辈出的时代。但令人惊讶的是，在60年代之后，思想者就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如同60年代或者之前那样的思想了。70年代西方发生经济危机，之前的凯恩斯主义基本上被终结，80年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崛起。但新自由主义与其说是思想，倒不如说是行动方案，是资本借助全球化，脱离主权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控制的行动方案。这种情况到现在仍然如此。90年代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解体没有出现深刻的思想。无论是西方还是苏东本身，对如此重大的变化只给出了狭义的意识形态的解释，即把苏东解体简单地视为共产主义的失败。西方急着宣布了“历史的终结”，认为这是西方民主的最终胜利，并进而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最好的、最终的政治体制。但从之后苏东很多国家的转型与变化来说，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在那里的很多国家，不仅没有出现西方式民主，反而出现了政治倒退，新形式的权威主义崛起。苏东解体也导致了东欧等地民族主义的崛起、原先民族国家的解体，新国家随之产生。但对这些，人们却仅仅局限在民族主义的解释。

1997年至1998年在亚洲发生的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触动亚洲本身或者西方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思考，反而演变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在西方看来，亚洲金融危机只是证明了所谓的亚洲模式的终结和西方模式的胜利。然而，十年之后的2008年，西方也发生了更大规模和更为深刻的经济危机。但即使是这样的危机，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促成新思想的产生，人们在大量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只是在原有的意识形态构架之内的“无病呻吟”和“修修补补”。尽管一些实践者（金融银行家、企业家、政治人物）等对新的时代有所“悟”，但并没有体现在理论思想层面。

尽管人们意识到大学需要转型，一些国家也在做一些转型的尝试，例如设置交叉学科项目、教育和科研资源向年轻群体倾斜、美国和日本大量缩减文科生以应付科技的进步，但总体上来说，表现在“修修补补”。欧美的大学也失去了近代以来的革命精神。

正如在经济领域有前沿经济和赶超经济之分，教育领域也有前沿教育和赶超教育之分。尽管我国教育普及水平总体达到世界中上行列，并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但总体上看，我们还处于赶超水平。美国和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我们也都存在着，并且往往是更为严峻的。

在ChatGPT时代，大学面临的危机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大学的主体，即教授的自我认同作为切入点来分析。英文Professor（教授）这个概念，从西方的文化里，首先意味着一种Profession（职业），不仅是一份传授知识的职业，更是职业的知识创造者。在中国，人们经常用唐代诗人韩愈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来定义教授。迄今，我们的大多数教授基本上是在做传授知识的工作：要么是从中国历史中汲取古典知识教授给学生，要不就是把西方理论知识教授给学生，所谓的“国学”和“西学”仍然占据学界的主流。这在社会科学领域更为严重。无论是“国学”还是“西学”，大部分人还是做着没有附加值的重复性劳动。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原创性知识还是太少甚至没有的现象。我们的学者还没有树立起像西方社会科学工作者那样具有知识创造的职业精神。近年来，我们也有一些学者自觉意识地去做原创性的知识生产，但总体来看我们还是在做应用式的社会科学研究。如果只是把西方的社会科学应用到中国，其结果就是解释不了中国现象，更难以把中国的经验和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当然，也有学者一直在做所谓的“中国学派”，并且多年了。但有什么成效呢？“中国学派”的声音一直存在，并且不低，但有什么样的原创性理论呢？说一些谁也不懂的或者难以交流的东西，并不是知识创造。

正是在“教授”的领域，大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有研究显示，未来15年约50%的工作将会被智能机器人取代，教授更不例外。在互联网出现之后，“教授”这份工作越来越难。在维基百科时代，学生的问题是：能否具有较之维基百科更好的说法？在ChatGPT出现之后，这样的问题变得更为显然了。维基的知识堆积还是人为的，但ChatGPT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向人们提供人类知识的“总和”。

最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Christopher Pissarides表示，年轻一代不要一窝蜂地学习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TEM) 科目，因为从事某些 IT 工作的人可能会通过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而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而这些人工智能最终将在未来取代同样的工作。从长远来看，管理、创造力和同理心技能，包括沟通、客户服务和医疗保健，可能仍会保持很高的需求，因为它们不太容易被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取代。不过，历史地看，经济学家（或者社会科学家）有能力分析科技进步对人类的影响，但没有能力来预测未来的科技。科技界关乎“应用”（applications），而社会科学界关乎“影响”（implications）。经验地看，科技人才尚能一方面进行“自我毁灭”，另一方面找到新的工作；而社会科学人才一旦找不到工作，就走上街头，尤其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学校认为人工智能有可能成为信息不正确和作弊行为的温床，在教育现场禁止对话型人工智能。另一方面，也有教师和研究者认为，作为“新时代的计算机”，其可以成为辅助思考的工具，要求积极引进（图源：wired）

因此，人们身处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反思：传统灌输式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是不是能够培养出适应未来发展所需人才？在ChatGPT时代，教授存在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要通过教授而非ChatGPT而获得存量知识？教授的新功能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当然，这个责任并非全由大学承担。中国的学生从基础教育甚至幼儿园开始就被训练成“学习工具”，到了大学阶段可能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的学生的课内时间被安排了非常多的课程，课后还被安排很多补习活动。一项调查显示：我国78.3%的普通高中学生平时（不包括周末和节假日）每天在校学习时间在8小时以上，相比其他国家，我国的学生每日学习的时间最长，且复习时间所占比重过大。教育过度强化复习导致了死记硬背，扼杀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尝试来减轻学生的负担，但实际上学生的负担却在成倍增加。从前学奥数，现在学编程，甚至把这些学习内容提前到了学前教育阶段。

另一方面，很多学校和老师片面理解“创造性思维”。现在的教材和考试充满了太多的“抽象”材料。由于缺少基本逻辑的训练，抽象的“看图说话”导致学生无所适从。为了培养人才，老师过早决定学生的“兴趣”。这些“兴趣”并非学生本身发现的兴趣，而是被老师所定义的“兴趣”。各种量化的考核和界定，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深度恶化着“营学环境”，学生的心理压力是无穷的。这就并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这一过程中患上抑郁症。

由于孩子们失去了自我探索的空间和时间，无法去发掘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也会因此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和好奇心。事实上，即使在最好的高中里学到的知识总量，和大学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以数学为例，即使掌握了所有知识点，但是相比起大学所学的微积分，这些知识点充其量也只是基础知识；以历史学科为例，那几本需要反复诵读的高中历史课本上的知识，和随便几本大学历史系的必读书比起来，基本不值一提。

尽管从幼儿园到大学，家长提供了无穷的财力和大量的心血，学生也学得辛苦，但“学成”之后又是怎么样呢？“学无所用”大概是很多学生所能感觉到的。经验地看也是如此：一边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一边是企业招工难，有很多空缺的职位却找不到合适的雇员。根据公开信息，2023年在统计局停止公布相关数据之前，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且逐月攀升，2023年4-6月分别为20.4%、20.8%和21.3%，均超过了20%。但同时，科学、科技人口的缺乏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短板。《2023全球数字科技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人才资源总量增长2.2亿人，其中专业技术人才已达7839.8万人。虽然人才基数大，但高层次人才不足（约有0.7万人），仅占全球总量的9%。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日本整个产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40%，德国则达50%），我国技术工人总量也短缺（比例仅为6%），高级技术工人更加匮乏，这已成为制约我国成为“制造强国”的短板。事实上，不仅是制造业领域技术工人缺乏，服务业也缺乏。

香港的新兴院校推动经改良适合自己的博雅教育，使大学生变成社会的精英（图源：网络）

高等教育必须改革了，且这种改革不是“修修补补”的改革，而是激进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说，大学已经沦落为一个“声音”最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是自我论证的，而非社会所接受的。任何社会的主体是人，而教育系统则是培养人的主体。如果教育系统培养的“人”和社会所需要的“人”不能匹配，那么教育系统就需要进行改革。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近年来开始提出“新工科”和“新文科”建设的问题。不过，经验地看，传统学科的发展也有加快的趋势，但很多学校依然把重点放在前ChatGPT时代被视为是“先进”但可以被ChatGPT所取代的课程（例如统计、量化、计算等）。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教育问题是系统性的，改革也必须是系统性的，点点滴滴的改革不能修补完善整个教育系统。大学甚至整个教育系统的存在都需要重新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