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鹏：AIGC语境下的版权保护边界初探

作者：蔡鹏律师

中伦律师事务所北京办公室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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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AIGC对“作者”法律定义的挑战

1.1 AIGC的“黑箱”特性对传统版权理论的冲击

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enerated Content, AIGC）相关技术，特别是其“黑箱性”（black box）与“不可预测性”（u npredictability），正对传统版权法理论构成根本性挑战。传统版权理论假定：创作者——无论是作家、画家还是作曲家——对其创作工具（如笔、画刷或乐器）拥有近乎完全的物理控制，从而将其内心的“思想”精确地“表达”为最终的作品。

然而，AIGC打破了这一“思想—工具—表达”的三角关系。当用户输入一个提示词（prompt）时，即便是高度详细的指令，AI模型如何选择内容、如何组织像素、如何呈现风格，对人类用户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见和难以精确控制的。这种“控制”的缺失，使得“创作”行为本身的法律判定变得明显复杂化，从而突出了传统版权理论在应对AIGC时的制度困境。

1.2 人类在何种程度上贡献了AIGC作品的独创性

AI本身能否成为作者？对于这一问题很容易形成共识。版权法保护的是人类的作品，并非机器。法律分析的焦点已经转向一个更具争议性且亟待解决的前沿问题：如果AI被定位为“作者的画笔或照相机”，即一种高级的创作工具，那么使用该工具的“人”，需要做出何种程度、何种性质的贡献，才能被法律认定为该AIGC作品的“作者”？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法律审查的重心必须从评估“AI的自动化程度”转向“人类所贡献的独特产出”。

1.3 保护有质量的“智力体现”是核心

在美国版权局（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USCO）拒绝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一案的登记申请中，艺术家Jason Allen声称其输入了“至少624个提示词”并进行了“大量修改”，但这一巨大的“物理贡献量”并未使其获得作者身份。此案生动地揭示了AIGC的版权保护边界不应锚定在人类贡献的“最终篇幅”或“物理数量”（如修改次数、提示词字数）上，更不应锚定在人类对AI“黑箱”的“机械控制”上。

相反，版权保护的核心锚点应当是“人类在作品中的智力体现并予以表达”。这包括创作者独特的构思与表达、作者与表达的对应性，以及在生成过程中体现其主观选择的迭代筛选与表达修改。

本文旨在通过中美比较法的路径，初步系统地论证为何这种“智力体现”的质量（而非其数量或控制）是界定AIGC版权唯一合法且有效的标准。

二、比较法的基础：中美对“人类作者”原则的坚守与演绎

在AIGC版权问题的全球讨论中，中美两国作为关键的司法管辖区，在法律的基石——“作者”必须是“人”——这一原则上，达成了高度共识。然而，两国达成共识的路径与法理演绎却不尽相同，而正是这种演绎的差异，为后续认定标准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2.1 美国法下的“基石”： Thaler v. Perlmutter 案的系统性论证

美国法下对“人类作者”原则的坚守，在Thaler v. Perlmutter一案中得到了系统、权威的阐述。该案中，申请人斯蒂芬·泰勒（Stephen Thaler）博士将其AI系统“Creativity Machine”列为一幅名为《通往天堂的新近入口》（A Recent Entrance to Paradise）的视觉艺术作品的唯一作者，并主张AI应被承认为作者。

USCO拒绝了该申请，理由是作品缺乏“人类作者”。经过逐级上诉，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2025年3月作出最终裁决，明确指出“人类作者身份是美国版权法的基石性要求”（Human authorship is a bedrock requirement of copyright）。

法院指出，《版权法》中的诸多核心制度设计，均预设了“作者”必须是“人类”：

其一，财产权主体：版权是一种财产权，其主体必须是能够拥有财产的法律实体，而机器不具备此资格；

其二，保护期限：版权保护期通常以“作者的有生之年加70年”计算，而机器没有“寿命”；

其三，继承权：版权涉及配偶、子女等人类家庭关系，机器没有继承人；

其四，意图（intention）：合作作品要求作者之间存在“共同创作意图”，而机器没有意识，无法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意图”。

2.2 中国法下的共识：AI作为“画笔”或“照相机”的工具定位

与美国通过标志性判例进行体系化法理论证不同，中国司法实践通过个案中的“工具论”比喻，生动阐述了中国《著作权法》中“作者必须是人”的基本原则。

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春风送来了温柔”案（中国首例明确支持AI生成图片构成作品的判决）中，法院明确将AI模型Stable Diffusion比作“作者的画笔或照相机 ”。法院认为，AI是作者用于创作的辅助工具，其法律地位与传统的创作工具无异。

在其他相关判决中，我国法院维护了《著作权法》的主体必须是自然人的法律原则。这种将AI作为“工具”的定位，将法律审查的焦点从AI本身，转移到了使用AI的“人”身上。

2.3 从原则到实践：共识所遗留的核心问题

当中美两国都确认AI只是“工具”，而“人”才是潜在的作者时，一个远比“AI是否是作者”更棘手、更复杂的法律问题浮出水面：使用照相机作为工具的人，按下快门即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认定为作者；但使用AIGC作为工具的人，输入一个简单的提示词（如苏州“蝴蝶椅子案”）时，却可能不是作者。

人类与AI合作产生作品，到底需要做什么才能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作者？核心问题就在传统的版权“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并据此重新划定人类贡献的准入门槛。

三、共同的边界：“思想与表达二分法”下的提示词（prompts）定性

“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是版权法的基本原则。法律只保护思想的独创性表达（如小说的情节设定、美术作品的构图色彩），而不保护抽象的构思、主题、方法等“思想”本身。

在AIGC场景中，人类用户最直接的贡献——提示词（prompts），在法律上应如何定性？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的司法和行政实践再次达成了共识：简单、常规的提示词本身属于“思想”范畴，不受版权保护。

3.1 中国司法实践：上海“提示词”案

中国首例对AI提示词本身是否构成作品进行裁判的案件——2025年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就某案件作出的判决，为提示词的法律定性提供了清晰的参照。

该案中，原告主张其为AI绘画平台Midjourney撰写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提示词，构成了受保护的文字作品。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其核心理由有二：

其一，缺乏独创性。法院认为，尽管原告的提示词看似复杂，但其内容“各元素间仅为简单罗列，缺乏语法逻辑关联”“关键词组无序组合”。更重要的是，这些提示词“缺乏作者的个性化特征”，所选用的艺术风格、材质等均属“该领域常规表达”，未能体现作者独特的审美视角或艺术判断。

其二，属于思想范畴。法院进一步运用“思想与表达二分法”明确指出，涉案提示词“仅体现抽象的创作想法和指令集合”，其核心是“对画面元素、艺术风格、呈现形式等的罗列与描述”，这些内容更多属于“抽象的创作构思，属于思想范畴”。

本案判决为“思想”设定了一个明确的下限——即便是经过选择和堆砌的、描述性的“指令集合”，如果缺乏“个性化特征”和“作者特有的逻辑”（“表达”的结构），就仍然停留在“思想”层面，不受版权法保护。

3.2 美国行政实践：USCO的立场

USCO在其发布的《版权登记指南：包含AI生成材料的作品》（2023年）及《版权与人工智能报告》（2025年）中，采取了与上述上海法院实质相同的立场。

USCO明确指出，提示词（prompts）在功能上“更像是对委托艺术家的指示” （instructions to a commissioned artist），其本身是“不受保护的想法”（unprotectible ideas）。

USCO论述了提示词与“控制”标准的关系：即使用户提供了“高度详细的提示词”，用户也无法“控制AI系统如何处理这些元素”，以及如何将其“表达”出来。因此，提示词只是“想法”，而AI（机器）完成了最终的“表达”。在Théâtre D'opéra Spatial案中，USCO审查委员会也重申，无论提示词多么复杂，其本质都是在“接受”AI系统对指令的“解释”，而非作者自身的表达。

3.3 比较法视野下的共识与张力

中美两国在AIGC版权审查的起点上达成了一致：简单的、常规的、作为“指令集合”的提示词，其本身（无论作为文字作品还是作为创作贡献的证据）均位于“思想”一侧，被排除在版权保护之外。

然而，这种共识的表面下隐藏着明显的分歧。上海“提示词”案否定的是“缺乏个性化”的提示词；USCO否定的则是“无法控制”的提示词。这留下了一个共同的、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如果一个提示词（或一系列提示词的迭代过程）既体现了“远超常规的独特构思与个性化表达”，又能通过参数设置和迭代修改（如“春风案”）对AI施加了足够的“智力投入”而非“机械控制”，它是否还能被轻易地归为“思想”？

在这一点上，中美的司法实践开始分道扬镳。

四、核心分歧：认定“独创性贡献”的中美标准比较研究

在如何认定“人”的贡献何时能跨越“思想”门槛、构成受保护的“独创性表达”这一核心问题上，中美两国则展现出了根本分歧。美国采取了“表达元素的实质性创作控制”标准，而中国则探索了“过程导向的智力投入”标准。

4.1 美国标准：“实质性创作控制”的严格审查

美国版权局和法院的审查核心是“人类创作控制”。USCO的指南明确要求，AIGC作品要获得保护，人类作者必须对最终作品的“表达元素”（如线条、色彩、构图）拥有“足够的”或“实质性的”控制。在当前技术下，USCO普遍认为，仅仅输入提示词“不能提供足够的控制”，因为用户无法“控制”AI如何“表达”该提示词（思想）。

这一严格标准在以下两个标志性案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